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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非洲城市做規劃,貧民窟里來了廣州規劃師

2019年10月29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李振  

580余年前,鄭和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打開了中非貿易與和平的開端。5年前,廣州規劃院的鄭慶之與吳杰,則給非洲帶去了廣州城市開發建設的經驗,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付諸實踐。

“整個城市密密麻麻全是貧民窟,根本找不見城市中心,最高的建筑是有塔尖的教堂或那些五六層的政府辦公樓。”

即便過了多年以后,鄭慶之仍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從飛機上俯瞰莫桑比克第三大城市楠普拉時的情景。

據《島夷志略》記載,莫桑比克是鄭和遠航最遠、最南端的國家,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2014年,應聯合國人居署邀請,作為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下稱“廣州規劃院”)的一名規劃師,鄭慶之第一次踏上了這片異域土地,開啟了他為非洲城市做規劃的歷程。

他的工作是為莫桑比克的兩座城市楠普拉和納卡拉做戰略規劃。而同樣來自廣州規劃院的規劃師吳杰,也曾參與為盧旺達的城市魯巴武和尼亞加塔萊做未來30年的總體規劃。他所做的城市規劃,被收錄進聯合國人居署發布的《2015年全球活動報告》,聯合國副秘書長霍安·克洛斯對規劃成果高度贊揚。

580余年前,鄭和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打開了中非貿易與和平的開端。5年前,廣州規劃院的鄭慶之與吳杰,則給非洲帶去了廣州城市開發建設的經驗,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付諸實踐。

廣州規劃院規劃師與聯合國官員實地調研莫桑比克城市現狀。資料圖片

廣州規劃師結緣非洲

廣州規劃院與非洲結緣,最早開始于2013年。

彼時,廣州規劃院與聯合國人居署合作過諸多項目,基于如此良好的合作基礎,包括鄭慶之與吳杰在內的廣州規劃院規劃師們,自2014年起開始被聯合國人居署邀請前往非洲,陸續為其城市做規劃,以幫助當地政府實現“可持續性人居發展”。

把廣州的城市建設經驗介紹給全球其他發展中國家城市也是廣州官方奮力推動的事業。由廣州市政府、世界城市與地方政府組織、世界大都市協會于2012年聯合創設了“廣州國際城市創新獎”,“可持續性人居發展”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評選領域。今年12月2日至6日,該獎項將在中山大學舉辦主題為“城市更新與城市活力”的第三期城市創新領導力培訓班,來自全球的三十多個城市的主政官員將實地學習廣州的“可持續性人居發展”經驗。

“城市規劃專業度要求非常高,涉及規劃、建筑、市政、交通、景觀等諸多方面,但非洲國家很多機構不具備如此能力。”吳杰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當時盧旺達國內城市的發展水平相當于國內改革開放初期,城市正處于向工業化邁進的初級階段。

在他看來,廣州規劃院擁有專業齊備的技術隊伍,并掌握豐富的城市規劃經驗,尤其是一直服務于全中國經濟發展最迅速的珠三角地區,中層以上干部都經歷過中國城市快速工業化的階段,對于如何解決這個階段城市發展的問題都十分熟稔。

即便在赴非前已有兩個月的準備時間,鄭慶之在下飛機前仍被楠普拉貧民窟的“原始”驚訝到了。位于非洲東南部的莫桑比克,其北部城市楠普拉是個80%人口住在貧民窟的小城。

鄭慶之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莫桑比克的大城市都經歷了一個奇怪的城市化現象,即“戰爭城市化”。其所在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原本生活在農村,但當地武裝沖突導致他們被迫從農村遷移至城市生活,造成了“貧民窟圍城”現象。鄭慶之介紹,楠普拉市中心居于中間位置,是以前殖民地的核心區,而70萬的城市人口有80%居住在周圍幾圈的大片貧民窟。

鄭慶之認為,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要有一個中長期的規劃,城市的正常發展往往需要先有一個良性生長的骨架,由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形成一個完整的支撐體系。

“但楠普拉城市化造成的貧民窟圍城,完全是一種無序盲目發展狀態。一旦形成圍城態勢,城市的發展空間就會受限,城市良性的生長會受到抑制,城市能提供的配套、服務及就業機會就會越來越跟不上日益增長的貧民窟人口。”鄭慶之說。

貧民窟集聚還會導致城市發展與自然規律起沖突。他舉例稱,排水設施不健全,城市低洼處則易形成積水,氣溫高則會加速疫病迅速向外擴散,而疾病一直是影響貧民窟乃至當地城市人均壽命的最主要因素。

“這也是為何聯合國人居署邀請我們前來非洲做規劃的重要原因之一,急迫需要我們為這些問題城市規劃合理的格局,疏散貧民窟人口,而且我們為當地城市規劃了‘生態安全格局’,協調城市與生態的關系,保護市民的生命安全,為城市提供最基本的生態服務。”鄭慶之說。

為非洲城市做規劃,這項任務的艱巨之處在于,鄭慶之與吳杰很可能只能在當地停留有限的時間,但卻要給兩座城市做總體規劃。

鄭慶之仍記得進入貧民窟做實地調研的場景。“完全不是想象中臟亂差的貧民窟,每個人都非常樂觀,沒有看到一張愁眉苦臉。”他跟著聯合國人居署的工作人員隨機攔訪,每個當地人都樂于和他們交談。

城市規劃經驗“走出去”

為何要邀請廣州規劃師來到非洲?在吳杰看來,對非洲城市來說,中國的快速城鎮化發展經驗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規劃更講究可落地和可實施性。

廣州規劃師參與規劃的國家莫桑比克和盧旺達,此前都曾有西方規劃設計師做過規劃。比如盧旺達首都基加利,既有美國的規劃理念,也有英國的規劃風格。

但在吳杰看來,西方城市規劃提供的是一種倡導性的規劃,大的原則就是要實現公平、發展,但其系統性、操作性不強,而廣州規劃院的針對性、落地性更強。

“我們的原則就是首要解決吃飯(招商引資)的問題。廣州是珠三角地區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過去40年,我們最多的經驗就是在困難、復雜條件下進行城市建設。”吳杰認為,這些經驗都有助于盧旺達在有限的條件下實現規劃藍圖落地,促進城市的經濟發展。

但借鑒廣州經驗并不是照搬廣州的發展經歷。貧窮,無疑是非洲城市發展的最大實際,也是其最大掣肘。

“由于非洲經濟基礎薄弱,缺乏完善的政府治理體系,而且經歷戰亂,一切規劃實施起來就并不那么容易了。”鄭慶之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一個細節,他所在的城市酒店內,食物并不貴,但毛巾、牙刷這類日用品卻價格高昂。貧窮給當地規劃帶來的最大挑戰來自產業,對楠普拉來說,產業體系薄弱是發展硬傷。

“如果楠普拉要生產牙刷,可能首先要從中國進口牙刷毛,從意大利進口牙刷柄,然后再從別的地方弄來機器把它組裝起來,工業產業鏈非常弱。”鄭慶之打比方說,一切高大上的規劃或許在這里并不適用。

廣州經驗要在非洲落地,如何借用現有資源促進產業結構提升,才是規劃師們在做規劃時思考得最多的問題。

吳杰舉例稱,在中國的城市規劃中,道路兩邊的溝渠井蓋和濾網設計是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城市的防洪排澇。

“但盧旺達降雨稀少,項目組決定只在道路兩側簡單開挖溝渠。這一改動大幅降低了建設開支。此外,道路斷面、鋪裝、植物造景等環節也都因地制宜進行了設計。”他說。

鄭慶之也認為,廣州的城市規劃經驗目標明確,實施路徑清晰,每一個階段的任務都很明確,這有區別于過去聯合國在當地做的以原則倡導為主的規劃,廣州的經驗更具有針對性和實施性。

在結合了楠普拉當地經濟、風俗習慣等綜合情況后,規劃團隊在基本保留貧民窟現有的運轉方式的同時,在其城市南部選擇了一塊未被開發的高地平臺做綜合示范區,這個片區結合未來要開通的城市道路,設計了傳承城市生活空間尺度的新式居住社區,混合了就業、居住與公共服務功能。

在規劃團隊看來,通過示范區讓貧民窟的居民看到發展的希望,從而打開一個口子讓一部分貧民窟的人口疏散出來,然后通過對示范區成功模式的不斷實踐與優化,最終把貧民窟人口全部疏解出來,這也是廣州在多年城市化過程中一個比較有特色的經驗——先行先試再全面推廣。

吳杰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中非合作城市建設是一個雙方共贏的交流平臺,一方面給了我們完全不同的學習經驗,另一方面,讓廣州城市規劃和建設的經驗‘走了出去’。”

中國社會所熟悉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同樣也得到盧旺達各界的廣泛認同。

在吳杰看來,中國之前在城市化過程中走過很多彎路,單方面注重經濟發展而忽視了生態環境保護,這足以為非洲警示。盡管當前非洲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能力有限,但一旦發展起來就要付出巨大代價。

“所以我們在為非洲的城市規劃經濟發展同時,還要兼顧到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吳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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